五礼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则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汉礼，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丧纪之制，与夫三代变易。魏晋以来，大体同汉。然自汉文革丧礼之制，后代遵之，无复三年之礼。及魏武临终，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是为不逾月也。
五礼的分支，第二叫凶礼。从天子直到平民，身体皮肤毛发，都是得之于父母，其道理既然一致，其感情也相同，生则奉养，死则守孝，所以说三年服丧，是天下通行之礼。漠的礼制，天子崩，从生病到登天而去以及安葬，丧事的制度，与三代有所改变。魏、晋以来，大体舆漠相同。然而从汉文改变丧礼的仪制，后代遵行，不再有守孝三年之礼。到魏武临终时，遣令说“天下还没有安定，还不能遵循古制。百官应当到殿中哭丧者，分两批哀哭，安葬完后就除去丧服。率兵屯守的将领，不得离部”。魏武于正月庚子曰崩，辛丑日停放灵柩，当月丁卯日安葬，这是不过月。

及宣帝、景帝之崩，并从权制。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逾。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柰何！柰何！”孚等重奏：“伏读圣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圣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稿，水饮疏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柰何！柰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诉告，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礼终三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
到宣帝、景帝崩时，都依权宜之制。文帝崩时，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依照漠、魏的制度，安葬后就除去丧服，然而还是穿深衣戴素冠，不设宴席。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颢、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枯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法度，隆盛还是减省依当时的情况而定，虞、夏、商、周，都不相沿袭，大概是有理由的。大晋继承漠、魏，有变化有因袭，衹是期望足以振兴教化而已，所以未能全都返回质朴，与上古相同。陛下既已屈尊依照汉、魏降低丧礼规格的旧典，以救助世事，而躬临大孝，感情极其悲哀，戴素冠穿深衣，不设宴席，即使是武丁在殷代守孝，曾、闵当百姓守孝，也不过如此。现在荆蛮未平，各种政务还没治理好，天下大事繁忙，劳累神虑，哪能得暇完全遵从圣旨，以满足极悲哀的感情呢?臣等认为陛下宜割舍感情以匡时济世，即令御府改变服饰，内省改换座席，太官复膳，各种仪式，都如旧制。”下诏说：“每每思念死者，而不能服满三年之丧，以宽慰悲痛的心情，况且还食稻衣锦，确实是换了方式刺激心情，不是用来解脱的好办法。我出身儒家，接受礼的教育已久，怎么能一日之间就改变对父亲的感情呢!这件事来回说得很多了，可试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再纷纭不停地说了。说到悲伤的事情，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司马孚等又奏道：“伏读圣韶，臣等受感动而伤怀，就想到了仲尼用来责备宰我的话，圣思之所以不能止息的原因，很深切很笃厚。然而当今兵甲未停，战事未息，国家大事极繁重，天下极大。陛下以万乘的尊贵，履行平民百姓的礼节，使用粗劣的荐席，喝冷水，吃粗蛎的饭食，内心充满重忧，伤害了身体。而亲自为天下大事劳累，坐而待旦，抑制心志接见臣下，日西斜还来不及吃饭，如此辛苦劳累。因此臣等惶恐不安，确实担心神气因而受损，以损害大事。就敕令有关官员，改换座席恢复常度，完全依照老规矩行事。希望陛下考察采纳愚诚，以宽慰皇太后之心。”又下诏说：“再览奏议，更加悲伤，不能克制自己，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服丧三年，是自古以来共通的礼制，确实是圣人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适当的礼法。明信宽厚地行事。死者的灵魂一天天离得更远了，虽然感情不够笃厚，但是吃美味的食物穿华丽的衣服，也是受不了的。不宜改变恢复，更加伤害他的心，因此而与我隔绝，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皇帝于是用这种礼服丧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

泰始二年八月，诏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当复何时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烦毒，欲诏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安平王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哀毁疏食，有损神和。今虽秋节，尚有余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竦息，以为宜降抑圣情，以慰万国。”诏曰：“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愤，体气自佳耳。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以衰绖行。”孚等重奏曰：“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后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绖，进退无当。不敢奉诏。”诏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案旧制。”孚等又奏曰：“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参议宜如前奏。”诏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
台游二年八月，下诏说：“这个月上旬，是先帝弃天下而去的日子，就到了周年。我孤独无依，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一叙人子之情呢!思慕之情烦扰酷烈，想去陵墓瞻仰奉侍，以表达哀痛之情。主管者做好出行的准备。”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道：“陛下极其孝顺，哀思无边。孝服虽然已经除去，但是悲痛损伤身体，吃粗榍的食物，有损精神。现在虽然是秋季，但还有余暑，去谒见山陵，悲痛摧伤身心，群下因此惶恐而屏息，认为应当抑制圣情，以宽慰天下。”下诏说：“孤独无依地忽然一年已满，悲痛思慕之情，总是不能满足。想要瞻仰奉侍山陵，以叙悲伤之情，身体精神自然就好。天又凉快了，就可出行，不能按所奏的办。主管者就可做好出行准备。”又下韶说：“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也是帝王极谦逊的心意。将要谒见山陵，怎么能不穿丧服呢?将穿丧服而行。”司墨垩等又奏道：“臣听说上古服丧期没有确定的时间，后代才逐渐规定了年月。汉文帝根据时世之宜，规定缩短服丧期限，传于后代。陛下以国家宗庙之重，天下百姓之故，已依照权宜之制，去除了丧服，群臣百姓都穿礼服，现在谒见陵墓，以叙悲哀思慕之情，如果穿上丧服，举止不当。不敢奉韶。”下诏说：“我也知道并不在于丧服的缘故。然而作为人子的心情，衹是以身穿丧服表达人情之常情。群臣自然都照旧制。”司马垩等又奏道：“臣听说圣人制定典章制度，必因时制宜。所以五帝的音乐不同，三王的礼法有异，造就是古今不同，质朴和文采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因时制宜，克制自己，实行权宜之制，除去了丧服，而行心丧之礼，现在又要恢复丧服，没有可依据的义理。如果君穿丧服而臣不穿，也不会心安。参与议论宜如前次奏章所言。”下诏说：“祇担心感情不能达到，穿什么衣服关系不大。诸君恳切至诚，怎么能随便违背呢?”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庐中施白缣帐、蓐、素床，以布巾裹塊草，轺辇、版舆、细犊车皆施缣里。”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之制，不改礼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晡临位，御除服讫，各还所次除衰服。”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险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由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犹戴冕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释，谅闇之礼，自远代而废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诏曰：“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所不堪也。当叙吾哀怀，言用断绝，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请。诏曰：“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当以吉物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耳，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固请，帝流涕久之乃许。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
四年，皇太后崩。主管部门奏请：“按前代的旧例，在守丧住的倚庐中用白缣帐、蓐、素床，用布巾裹块草，韶辇、版舆、细犊车都用缣裹。”诏书不同意，衹让用布装饰车辆，其他服丧的规矩，不改变礼法的规定。主管部门又奏：“刚去世的皇太后应当在四月二十五安葬。旧例，既葬而祭穿丧服，祭后就除去丧服。内外官僚都就朝时晡时哭丧之位，皇上除去丧服后，各自回去除丧服。”下诏说：“守丧三年，是天下共通的礼制。接受父母终身之爱，而没有数年的报答，怎么能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这是感情不能忍受的。”主管部门又奏道：“世事有艰险和平易，政局有衰落和隆盛，各自的时代不同，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并不是忽略礼法。当今戎马未散，国事繁忙，都需要处理，以使各项事业兴旺。从前周康王刚入翼室，还戴冕上朝。到了汉、魏时，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帝王守丧之礼，从古代就废除了。希望陛下割舍高宗那样的礼制，依从当前的时宜。”下韶说：“三年守丧，是用来表达感情推行礼法的方式，安葬之后就除去丧服，是不能忍受的事。将以此表达我悲哀的心情，如果在天之灵因此与我隔绝，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主管部门又再三奏请。下诏说：“衹担心不能做到真正的孝顺，不要担心因此损害身体。我确实知道穿什么衣服是小事，然而现在一心想要守丧，一概用吉礼之物替换，是使至诚之心受到伤害的事，不是表达思慕之情的方式。各个朝代的礼典质朴华丽都不相同，为什么限定依照近代的礼制，使共通的丧礼废缺呢!”群臣又再三奏请，皇帝长时间流泪然后同意了。文明皇后和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哀悼三天后停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于穆帝为从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书答表朝廷无其仪，诏下议。尚书仆射江虨等四人并云，闵僖兄弟也，而为父子，则哀帝应为帝嗣。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亲爱，越授天伦，康帝受命显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继康皇。”尚书谢奉等六人云：“继体之正，宜本天属，考之人情，宜继显宗也。”诏从述等议，上继显宗。
穆帝崩，哀帝即位。皇帝是穆帝的叔伯兄弟，堕帝之舅褚歆上表，中书答覆朝廷没有这样的礼仪，韶令交付朝廷议论。尚书仆射江彭等四人都说，闵、僖是兄弟，而像父子一样继承，那么哀帝应该是皇帝的继承人。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说：“成帝对自己的亲人不偏私，越过天伦之亲传授帝位，康帝受命于显宗。社稷之重，已转移了，从继承的次序看，宜继承康皇。”尚书谢奎等六人说：“继承的正宗，应当依据天生的关系，从人情上考察，应当继承显宗。”诏书听从王述等人的议论，上继显宗。

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崩再周而遇闰。博士谢攸、孔粲议：“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实闰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丧事先远，则应用博士吴商之言，以闰月祥。”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意皆同。康曰：“过七月而未及八月，岂可谓之逾期。必所不了，则当从其重者。”宏曰：“假值闰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则岁未终，固不可得矣。《汉书》以闰为后九月，明其同体也。”袭曰：“中宗、肃祖皆以闰月崩，祥除之变皆用闰之后月。先朝尚用闰之后月，今闰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远日申情之言。又闰是后七而非八也，岂逾月之嫌乎！”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右丞戴谧等议异，彪之曰：“吴商中才小官，非名贤硕儒、公辅重臣、为时所准则者。又取闰无证据，直揽远日之义，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远之理。又丞相桓公尝论云，《礼》二十五月大祥。何缘越期取闰，乃二十六月乎？”于是启曰：“或以闰附七月，宜用闰月除者。或以闰名虽除七月，而实以三旬别为一月，故应以七月除者。臣等与中军将军冲参详，一代大礼，宜准经典。三年之丧，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毕，《礼》之明文也。《阳秋》之义，闰在年内，则略而不数。明闰在年外，则不应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礼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缟即吉。徐广论曰：“凡辨义详理，无显据明文可以折中夺易，则非疑如何。礼疑从重，丧易宁戚，顺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义，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虚受，心无适莫，岂其然哉！执政从而行之，其殆过矣。”
二年七月，崩后第二个周年遇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说：“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其实是闰月而说是十二月，是因为附于前面正式的十二月。丧事以远为先，那就应当采用博士吴商的话，在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的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还没到八月，岂能说是过了周年之时。如果肯定搞不清楚，就应当顺从更重的。”袁宏说：“如果碰上闰十二月而不取，那么遣一年就没有终结，本来是不合适的。《汉书》以闰月为后九月，表明这道理相同。”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崩，大祥期满除去丧服的改变都用闰的后月。先朝尚且用闰的后月，现在闰月附在七月之后，用这个月有什么疑惑，也符合以远为先表达哀情的说法。再说闰月是后七月而不是八月，岂有过月的嫌疑!”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司马恬、右丞戴谧等有不同的议论，王彪之说：“吴商是个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贤大儒、公辅重臣、作为时代的楷模的人。再说取闰没有证据，衹是持着远El的义理，越过祥忌之日，限于外取，不合于卜远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经论道，《礼》记载二十五个月大祥。为什么越过周年取闰，而成了二十六个月呢?”于是启奏说：“有人认为闰月附在七月后，宜用闰月除丧服。有人认为闰月之名虽然附在七月之后，但实际上三旬就是一个月，所以应该在七月除丧服。臣等与中军将军桓冲参酌详审，一代的大礼，应当依据经典。三年守丧，十三个月练祭，二十五个月结束，这是《礼》上的明文。《阳秋》之义，闰月在年内，就略去不计。表明闰月在年外，那就不应该取闰月以越过周年忌日的重要祭礼，这是礼制中大祥期满除去丧服必用正式的周年的原因。”月末己酉，皇帝除去丧服穿礼服。徐广评论说：“凡是辨明义理，如果没有明显的依据和明文可以用来作为准则决定取舍，那就一定有疑难。礼法有疑义时从重，治丧之制有疑义宁可更悲哀，顺于事理人情，本来有现成的论断。王彪之不能援引正确的义理，用来说服人，衹是用名位压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厚薄，难道是这样吗!执政者因而施行，大概是不对的。”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妓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武帝以来，国有大丧，辄废乐终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及元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元会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也。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断。”
魏武于正月崩，魏文在造年七月设各种伎乐歌舞表演，这是魏不因丧事而取消娱乐活动。从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就取消娱乐活动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之丧未除丧服，到元旦朝会群臣也取消乐舞。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陵墓没有修复，连年元旦朝会群臣都取消乐舞。这时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父褚裒薨，元旦朝会群臣又取消乐舞。孝武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之丧，也取消娱乐活动。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司马道子议论说：“先帝崩后，结婚嫁娶不准作乐，以一周年为限。”

汉仪，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魏晋亦同天子之仪。
汉代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崩，由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负责丧葬制度事宜，其他依礼仪规定。魏、晋也与天子之礼仪相同。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尚书杜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闇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谓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闇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于是尚书仆射卢饮、尚书魏舒问杜预证据所依。预云：“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君子谓之得礼。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闇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来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谁；下推将来，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于是饮、舒从之，遂命预造议，奏曰：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到时将迁到峻阳陵，依旧制，安葬完毕后，皇帝及群臣除去丧服穿礼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奏请按照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规定一起除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现在所依照的制度，是汉皇帝的权宜之制，这种规定出自有关部门，不是正礼。皇太子没有国事，自然应当服满丧期”。下韶再详审讨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父母之丧开始与齐縯斩缭相同，安葬之后除去丧服，住在服丧之处，不穿孝服守丧直到服丧期满，不与士入平民同礼。漠氏承秦制，普天下为天子穿丧服三年。汉文帝看到下民服丧不能时间太长，却不知道古代的礼制，另外按自己的意旨制定祥掸之祭，除去丧服穿礼服。魏氏衹以到下葬为限，继位之君不在居丧之所服满丧期。学者们很久以来就认为这样不对，然而终究不从经传中去推究，考察其中的行事，祇说王者三年的服丧期，应当穿缭麻满二十五个月。继位之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有志于专心服丧，受到各种因素的交替制约而不能实行。到现在君王都依照汉文的轻典，是由于居丧守孝的人不守礼制。现在皇太子与皇上同体，应恢复古制，卒哭之祭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服满丧期。从义理上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取法，是使丧礼纯正的方式。”于是尚书仆射卢敛、尚书委凿蟹问丝预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丝预说：“古书说三年之丧期从天子起，这是说天子没有一年的丧期，衹有三年的丧期。不是说居丧三年穿丧服，与士人平民同礼。所以皇后、太子之丧，而叔向说有三年之丧两件。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在居丧之所守丧三年，这是解释不穿丧服守丧的文字。叔向不讥刺景王除去丧服，而讥刺他宴饮奏乐太早，表明安葬之后应该除去丧服，可是违反了居住在守丧之所守丧的礼节。《春秋》中，晋侯设宴招待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郑国简公还未下葬，请求除去丧服以后再听取命令，君子说这样很符合礼义。宰晅前来馈送惠公仲子的助丧之物，传中说‘吊慰活着的人没有赶上葬后的安神礼，。这都是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的证明，先儒原有的说法，也常常可以见到，衹是学者没有好好考虑。《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穿斩绩，难道能说一直穿满三年吗?向上考察七代，不知道帝王君臣上下穿丧服三年的有谁；向下推论将来，恐怕百代帝王将是同样的道理罢。并不是一定办不到，而是情况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仲尼说‘礼法的增减即使是百代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于是卢钦、魏舒认为他说得对，就让杜预写奏议，奏道：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叩首说：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论，认为“孝文权宜之制规定三十六天的服丧期，用代替月，道有盛有衰，礼不可能完美，皇太子应割舍哀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议论，认为“三年的服丧期，是人子用以表达哀情的方式，所以圣人制定礼法，从上到下都通用。因此现在规定，众将吏遭父母之丧者，都给假二十五个月回家服丧。这是为使孝道笃厚，用来风化天下的方式。皇太子内心以极孝著称，可是外表上却要除去丧服，遣不是礼所说的与情相符的做法。不宜除丧服”。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除于外，非礼所谓称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卢钦、魏舒、杜预谨考察张靖、陈逵等的议论，都衹看到所学礼法的一个方面，不懂得帝王服丧之事古今的共通之礼。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事物各有自己所适宜的道理。所以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下为贵的，都衹能根据本身所适宜。不然的话，那就本末不正，就不能长期实行。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的感情相同，但所处的地位实在有别，所以礼也不能相同。《易》说“上古之时丧期没有规定的时限”，《虞书》说“三年之中天下不奏乐”，这以后就没有别的文字记载了。到周公旦，才说“殷的高宗住在守丧之所三年不说话”。注解说“谅，确实；合，沉默”。过了五百多年，子张对此有疑虑，就去问仲尼。仲尼回答说：“不仅仅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王薨，百官都听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皇后、太子的丧事，安葬之后除去丧服而宴饮奏乐。晋叔向讥刺说：“三年服丧期，即使贵为天子也要服满，这是礼法。现在王即使不能服满丧期，宴饮奏乐太早，也不合礼法。”这些都是古代文献中关于天子的丧事的记载。称高宗时不说服丧三年，而说在居丧之所三年，这是解释脱去丧服守丧的文字。讥刺景王时不讥刺他除去丧服，而讥刺他宴饮奏乐太早，表明安葬之后应该除去丧服，可是违反了在居丧之所守丧的礼节。尧崩，舜在居丧之所守丧三年，所以说不奏乐。由此而言，天子居丧，齐縯斩縯之服，菲杖绖带，应当服满丧期。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期满，三年不改变其父的为政之道，所以百官都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美不说话，表明不再枕着土块睡在草垫子上，而荒废国家大政。《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开始。”又说：“父母之丧，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丧服的上衣、丧车都不分等次。”这都是说天子居丧，衣服的规定与凡人相同，不穿丧服心存哀悼三年，也没有服丧三年的记载。然而继位之君，还是常常懈怠荒废。自从废止在居丧之所守丧之制后，就使得高宗在古代大为出名，使子张在那时产生疑问，造就是贤圣之所以讥刺的原因，而不是讥刺天子不穿丧服守丧期满。

臣钦、臣舒、臣预谨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哀乐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旦，乃称“殷之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尧崩，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端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犹多荒宁。自从废谅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
秦焚烧书籍，任意行事，违背古礼影响后世。汉祖草创，因袭不变。以至于全天下都穿重服守丧期满，早晚哀哭，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吃肉，其制度不合情理。因此汉文临终下韶，入殓后就下葬，安葬之后制定了穿各种丧服的人祭祀除丧服的期限。造虽不合高宗在居丧之所守丧的义理，但与古制接近，所以传于后世。当时预先修建陵庙，所以入殓下葬能在十二天内完成，因而定局制度。近到明帝，没有陵庙存放牌位，五十天才下葬，哪裹还说得上三十六天的服丧期呢?这是因为当时经学疏略，不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氏应从天命改朝换代，以安葬后为限，与古制相合，但是不注重在居丧之所守丧，舆前人所讥刺的毛病相同。自从泰始开元以来，陛下追效前代崇尚在居丧之所守丧之礼，自始至终谨慎地诚笃居丧，确实符合古制，超过了殷宗，天下歌颂，这确实不是张靖等人所能追溯到的。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遗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禫之除。虽不合高宗谅闇之义，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闇，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天下歌德，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诸侯的礼制，应当是很完备的。诸侯厌恶这种礼法妨害自己而删削典籍，现在保存下来的衹有《士丧》一篇，而戴圣的记载又参杂在其间，也难以作为准则。天子之位极尊，国家政务极大，群臣的人数极多，与凡人是不同的。所以刚去世的皇帝安葬之后，就在庙中柑祭，然后除去丧服。自己不除丧服群臣就谁也不敢除，因此委屈自己除去丧服。而在居丧之所守丧期满，天下之人都说我们君王仁义。委屈自己顺从权宜之制，都说我们君王孝顺。不穿丧服守丧，我们君王还是如此纯笃。所有的臣子，又怎么能不勉励自己崇尚礼制呢。这本是圣人的礼制，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导致和乐升平的原因，哪裹是仅仅穿着丧服而已呢!

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机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谅闇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
如果为难，再以权宜之制自己居丧，在屈伸厌降方面有疑问，要以职事判断，那么父亲在为母亲服丧周年，父亲去世服丧三年，这是以至亲屈从于至尊的道理。被父亲休弃的生母之丧，以至亲属属，而长子不得穿丧服，体现至尊之义，升降都跟随，不敢专独。《礼》规定：诸子的职责是掌管国子的聚集训练。国家有事时就把他们交给太子，一切听他指挥。《传》说“君王出行就留守，有人留守就随行，随行叫做抚军，留守叫做监国”，不算是无事。《丧服》规定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都服丧三年。内宫之主，能说是无事吗?考察汉制，孝文之丧，功禅之祭完毕后，孝景在未央宫穿礼服，薄后、宝后必定不能在另外的宫中穿齐缀斩绶，这是可想而知的。何况皇太子辅佐至尊，与国家一体，本来应该上遵古礼，下与近时之制相符，委屈自己除去丧服以宽缓下人，符合一代现有的礼典。

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倅。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禫既毕，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
君子对于礼，有的是直接奉行，有的是变通减省；有的是按照常规照章实行，有的是采用权宜之计去掉，保存在内心而已。礼不是指玉帛之类，丧事难道仅仅是指缭麻之类的孝服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的治国的制度之大义，而且更贴近现实，也有不妥之处。现在皇太子至孝笃诚，出自于自然，思念号眺，在停放灵柩的宫中匍匐不起，刚去世的皇后已经祭奠过后，去而不复回，必然会想象她平时的一言一行，在陵墓彷徨。如果不变服在居丧之所守丧，那么东宫的臣仆，从道理上说也不能除去丧服。这是永福官属，将独自穿丧服行事，出入宫禁，也难以实行下去。现在将吏虽蒙恩都有二十五个月的假为父母服丧，但是如果是大臣，也要改变他的丧期。从前翟方进认为自己是漠丞相，服丧三十六天，不敢超过国家典章的规定，何况皇太子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如前面所

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杀；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唯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咷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彳旁徨寝殿。若不变从谅闇，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闇终制。
奏，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满三年。

于是太子遂以厌降之议，从国制除衰麻，谅闇终制。
于是太子就按照厌降的说法，顺从国制除去丧服，在居丧之所守丧满三年。

于时外内卒闻预异议，多怪之。或者乃谓其违礼以合时。时预亦不自解说，退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为之证据，令大义著明，足以垂示将来。暢承预旨，遂撰集书传旧文，条诸实事成言，以为定证，以弘指趣。其传记有与今议同者，亦具列之，博举二隅，明其会归，以证斯事。文多不载。
当时内外之人猛一听到杜预的异议，都很奇怪。有人就说他违礼以趋合时事。当时杜预自己也不解释，回去让博士段畅广泛收集典籍中的有关议论，作为证据，要使大义昭彰，足以留传到将来。段畅接受杜预的意旨，于是撰集书传中的旧说，把书籍中记载的事实和成说一条条列举出来，作为确定的证据，以弘扬他的宗旨。传记中有与现在的议论相同的，也列举出来，广泛列举两种说法，以表明所凭藉的准则，以证明这件事。其文辞繁多不载。

武帝杨悼皇后既母养怀帝，后遇难时，怀帝尚幼，及即位，中诏述后恩爱。及后祖载，群官议帝应为追制服，或以庶母慈己，依礼制小功五月，或以谓慈母服如母服齐衰者，众议不同。闾丘冲议云：“杨后母养圣上，盖以曲情。今以恩礼追崇，不配世祖庙。王者无慈养之服，谓宜祖载之日，可三朝素服发哀而已。”于是从之。
武帝杨悼皇后抚养了怀帝，皇后遇难时，怀帝还年幼，到他即位，亲自下诏书叙述皇后的恩爱。到皇后将要下葬行祖祭之礼时，群官议论皇帝应为她追服丧，有的认为作为庶母慈爱自己，依礼服小功五月之丧，有的认为抚养自己的庶母如同生母服齐线，众人说法不同。间丘冲议论：“杨后抚养圣上，这是私情。现在以恩礼追封号，不能拊祭于世祖庙。帝王没有慈养的丧服，认为可在下葬行祖祭之礼时，穿素服三天哀哭而已。”于是听从他的说法。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应改服。诏曰：“君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于近代耳。”于是素服如旧，固非汉魏之典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末，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主管部门奏议，至尊满一年应该改服。下诏说：“君和亲，是礼教中最重要的，权宜之制衹是近代才出现的。”于是照旧穿素服，这本不是汉、魏的礼典。

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启：“先王制礼，应在缌服。”诏欲降期，江虨又启：“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于是制缌麻三月。
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皇帝想服重孝。江彭启奏：“先王制定的礼法，应该是穿鳃服。”下韶想降格为周年丧期，江彭又启奏说：“压抑私情，就是尊崇祖先。”于是穿鳃麻三个月。

孝武宁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议，以为：“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其夫属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资母之义。鲁讥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服齐衰期。”于是帝制期服。
孝武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崩。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对服什么规格的丧有疑问。博士徐藻议论，认为：“侍奉父亲与事君恭敬相同。又，礼法规定，其夫属于父亲的行辈的，其妻都属于母亲的行辈。那么夫属于君辈，妻也就是后辈了。为太后服丧应以侍奉母亲的样子。鲁讥刺违反上下位次的祭祀，以表明尊重尊者。现在皇上亲奉康、穆、哀皇及靖后的祭祀，表达的敬意与父相同。怎么能以君辈恭敬他，而因自家的亲戚关系不服丧呢?认为应当服齐缀一年。”于是皇帝服一年丧。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议、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期。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期。”诏可。
隆室四年，继太皇太后奎压崩，服丧的规格有疑问。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娄胤、孔安国、祠部郎j鑪议论： “太皇太后名位很正，与皇帝同体，道理和制度都具备，感情和礼法更加顺畅。《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为夫人，礼仪丧服就要从正。所以成风称了夫人之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之丧。子对于父亲的生身父母，体尊义重。再说从礼法上说，祖不压孙，本应依礼服丧没有疑问，而根据情理设立制度。如果觉得礼法中没有明文规定，那么有疑问时从重，认为应当像为祖母一样服齐绩一年。永安皇后五服之外无服丧关系，衹要一举哀哭悼，百官也服一年之丧。”诏书同意。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置家令典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从之。
孝武帝左五十五年，淑媛速旦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主管官员参酌母以子贵，赠淑媛眉夫人，置家令主持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丧服传》称以与尊者的关系为准，那就不为私亲服丧。又有，君父不为之服丧的，子也不敢服丧。所以王公之妾之子为其生母服练冠麻衣，下葬后就除去丧服，如果不在五服之内，就不服丧。”听取了他的意见。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立五二十一年，耋亘瞳崩，孝武太后服三年之丧。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下通议。散骑常侍谢衡以为：“诸侯之太子，誓与未誓，尊卑体殊。《丧服》云为嫡子长殇，谓未誓也，已誓则不殇也。”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议已誓不殇，则无服之子当斩衰三年；未誓而殇，则虽十九当大功九月。誓与未誓，其为升降也微；斩衰与大功，其为轻重也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嫡殇重’。嫌于无服，以大功为重嫡之服，则虽誓，无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卫社稷，女能奉妇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无殇，非孩龀之谓也。为殇后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止殇服，况以天子之尊，而为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邪！凡诸宜重之殇，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重，未之前闻也。”博士蔡克同粹。秘书监挚虞云：“太子初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无服殇之义，绝期故也。”于是从之。
元年三月，皇太孙司马尚薨。主管官员奏，御服齐缭周年。下韶交群臣议论。散骑常侍邀堕认为：“诸侯的太子，是否接受了天子的爵命，其尊卑是不同的。《丧服》说为嫡子服长殇之丧，说的是没有接受爵命的，接受了爵命就不算殇了。”中书令卞粹说：“太子一出生，本来就很尊贵，不须等接受爵命后才尊贵。像谢衡所议的接受了爵命后不算殇，那么无丧服之子应当服斩缭三年；没有接受爵命而夭折，那即使是十九岁也服大功九个月。是否接受了爵命，其中的升降很细微；斩縯和大功，其中的轻重相差得很远。而现在注解说‘诸侯不降低嫡子之殇的规格，是重视嫡子’。不愿意无丧服之礼，以大功作为重视嫡子的丧服，那么即使是接受了爵命，很明显也不再有三年之丧的道理。男的能保卫国家，女的能奉行妇道，以可成之年而有了已成之事，所以不算殇，不是说的孩童。做夭折者的继承人尊之如父，还是不能加重礼典而衹能服殇丧，何况以天子之尊，而为无丧服之礼的夭折者服成人之丧吗?凡是应该重视的殇丧，士大夫都不穿丧服，而让至尊独自服重丧，从来没有听说过。”博士蔡克之议与卞粹同。秘书监挚虞说：“太子出生时，就行成人的礼仪，那么殇丧之理就应该去除了。太孙也与君同体传重，依所处的地位服丧，完全不按年龄。天子没有服殇丧的道理，因为没有一年丧。”于是采用他们的议论。

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以帛为绶囊，以布为剑衣。新礼，以传称“去丧无所不佩”，明在丧则无佩也，更制齐斩之丧不佩剑绶。挚虞以为“《周礼》武贲氏，士大夫之职也，皆以兵守王宫，国有丧故，则衰葛执戈楯守门，葬则从车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设。明丧故之际，盖重宿卫之防。去丧无所不佩，谓服饰之事，不谓防御之用。宜定新礼布衣剑如旧，其余如新制。”诏丛之。
魏氏旧制，国家有大丧，群臣穿孝服，用帛做绶袋，用布做剑衣。新制定的礼法规定，因为传中称“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佩带”，说明服丧时就没有佩饰。另规定齐缭斩缭之丧不佩带剑绶。挚虞认骂“《周礼》中武贲氏，是士大夫之职，都执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就穿丧服执戈盾守门，下葬时跟在车后哭。又有，成王崩，太保命诸大夫执干戈在宫禁内外设警戒。表明在办丧事时，大概要重视宫禁的防卫。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佩带，指的是服饰之类的东西，不是说防卫的武器。应制定新礼规定用布做剑衣照旧，其他都依新制度”。韶书同意。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挚虞以为：“葬有祥车旷左，则今之容车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还。《春秋传》，郑大夫公孙虿卒，天子追赐大路，使以行。《士丧礼》，葬有稿车乘车，以载生之服。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既设吉驾，则宜有导从，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义。臣子衰麻不得为身而释，以为君父则无不可。《顾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诏从之。
汉、魏旧例，将下葬时，设吉凶仪仗队，都配鼓吹乐器。新礼法因为礼书没有吉驾引导随从之文，臣子不应脱去衰麻丧服而穿彩色衣物，所以除去吉驾仪仗队。又有，丧事不奏乐，禁止各种音乐，所以除去丧事的鼓吹乐器。挚虞认为：“下葬有祥车空缺左边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容车。安葬之后，中午回到停放灵柩之室虞祭。迎神而回。《春秋传》中，郑大夫公孙茧去世，天子追赐大辖，让它跟在灵车后面。《士丧礼》中，出葬时有蘗车乘车，用来装载死者生前穿的衣服。这都是不仅有灵车，也有吉驾的明文。既然设有吉驾，就应有引导随从，以像平时活着的样子，以表明不致死的意思。臣子的縯麻丧服不能为自己的原因而脱去，为君父脱去就没什么不可以的。《顾命》之篇的记载足以证明逭点。宜制定新礼设礼服引导随从如旧，穿丧服的鼓吹乐队应除去。”下诏书同意。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诏从之。
汉、魏旧例，大丧及大臣之丧，牵绋的人唱挽歌。新礼法认为挽歌产生于漠武帝时役人服劳役时唱的歌，声音哀切，于是用来做送终之礼。虽然音调凄惨，但不是经典所规定的，违反了礼制衔枚在口中的道理。正在号哭思慕之际，不宜用歌这个名义，取消挽歌。挚虞认为：“挽歌因有唱有和而成为凄惨之声，衔枚在口中是为了尽哀，这也是用来感动众人的方式。虽然不是经典中所记载的，但这是历代实行的旧例。《诗》中说‘君子作歌，用来告哀’，用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妨碍。宜制定新礼照旧实行。”下诏书同意。

咸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无嗣，以母弟敦上继献王后，移太常问应何服。博士张靖答，宜依鲁僖服闵三年例。尚书符诘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继穆，与闵僖不同。”孙毓、宋昌议，以穆王不之国，敦不仕诸侯，不应三年。以义处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丧祭三年毕，乃吉祭献王。毓云：“《礼》，君之子孙所以臣诸兄者，以临国故也。《礼》又与诸侯为兄弟服斩者，谓邻国之臣于邻国之君，有犹君之义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国，不臣兄弟，敦不仕诸侯，无邻臣之义，异于闵僖，如符旨也。但丧无主，敦既奉诏绍国，受重主丧，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郑氏《注》云，‘谓死者之从父昆弟来为丧主也。”有三年者，谓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谓大小祥也’。穆妃及国臣于礼皆当三年，此为有三年者，敦当为之主大小两祥祭也。且哀乐不相杂，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宫，哭泣未绝。敦遽主穆王之丧，而国制未除，则不得以己本亲服除而吉祭献王也。”
盛宁二年，安平穆王薨，没有继承人，以母弟司马敦上继卢逗之位，递送文书给太常问应该服什么规格的丧。博士张靖答覆，宜依照鲁僖公为盟公服三年丧的例子。尚书用文书责问张靖：“壬旺不以司马敦为臣，塱屋圣不继承擅玉之位，与因、堡的情况不同。”逐堑、塞旦议论，因为穆王没去自己的封国，司马敦没有在诸侯朝中任职，不应服三年丧。从义理上来看，司马敦应服本来的丧，一年除丧服，主持穆王的丧祭三年完毕后，就吉祭塞逗。逐筮说：“《礼》说，君的子孙之所以做兄长的臣，是治理国政的缘故。《礼》中又有替诸侯为兄弟服斩縯的，说的是邻国的臣对邻国的君，有如同本国之君的道义的原因。现在垂旺既没去封国，不以兄弟为臣，司马敦没在诸侯朝中任职，没有邻国之臣的道义，与闵、僖不同，如文书中所说。衹是丧事无人主持，司马敦既然奉诏继国，受重托主持丧事，掌管他的祭祀。‘大功的入主持别人的丧事，有三年之丧的必须为他祭祀两次，。郑氏《注》说‘这是说死者的叔伯兄弟来做丧事之主。有三年之丧，是说死者之妻或是子幼小’。‘祭祀两次，说的是大祥小祥之祭’。疆蛆及国臣从礼法上说都应当服三年丧，这是有三年之丧的人，司马敦应当为他主持大祥小祥两次祭祀。再说哀乐不相混，吉凶不相干。宫禁中还在穿孝，哭泣未止。司马敦忽然之间主持穆王的丧事，而国家丧服还没除去，就不能以自己本身的丧服已经除去了而吉祭献王。”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于王为从父，有司奏应服期，不以亲疏尊卑为降。诏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亲。”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继，不复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国妃亦宜同除。诏曰：“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事夺之，非为变礼也。妇人传重义大，若从权制，义将安托！”于是国妃终三年之礼。孙盛以为：“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源，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俱违，哀乐失所乎！”
咸宁四年，陈留国上疏，燕公是王之父，王出供奉明帝祭祀，现在是王的伯父，主管部门奏告应服一年丧，不能因亲疏尊卑而降低丧礼的规格。下诏说：“王奉魏氏祭祀，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不能以私亲关系服丧。”穆帝时，东海国说，哀王去世一年后，继位之王才来继承，不再追服丧，群臣都已恢复了礼服，国妃也应一同除去丧服。下韶说：“朝廷之所以依照权宜之制，是因为国事所迫，不是改变礼制。妇人传重之义重大，如果依照权宜之制，义将寄托到哪裹!”于是国妃服满三年之丧。孙盛认为：“废弃三年之礼，开启浮薄苟且的源头，这是汉、魏的大失误。如果认为丈夫应该因国事除去丧服，妇人可以服满丧期，造就使吉凶的礼仪在宫中混杂，彩色和素色的服制内外错乱，恐怕是于情于礼都有违失，哀乐都难以得当吧!”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谨案《丧服礼经》，庶子为母缌麻三月。《传》曰：‘何以缌麻？以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此《经》《传》之明文，圣贤之格言。而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亲亲，虽礼之大本，然厌亲于尊，由来尚矣。《礼记》曰，‘为父后，出母无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礼，天子父母之丧，未葬，越绋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严至敬，不敢以私废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废烝尝之事。五庙阙祀，由一妾之终，求之情礼，失莫大焉。举世皆然，莫之裁贬。就心不同，而事不敢异。故正礼遂穨，而习非成俗。此《国风》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叹。当今九服渐宁，王化惟新，诚宜崇明礼训，以一风俗。请台省考修经典，式明王度。”不答。
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说：“谨考察《丧服礼经》，‘庶子为母服鳃麻三个月’。《传》说‘为什么服鳃麻?以尊者为准则，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是《经》、《传》的明文，圣贤的格言。而近来开国的公侯，以至于卿士，庶子作继承人的，都各自放肆自己的私情，为庶母服丧，与嫡母相同。这是陋俗的弊病，溺于私情而伤害教化，如果放纵而不革除，那么因循流传下去将难以纠正。再说尊重尊者爱戴父母，虽然是礼的大节，然而压亲于尊，由来已久。 《礼记》说，‘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因为不祭祀，。还有，礼法规定，天子父母之丧，下葬之前，在服丧期参加祭祀天地社稷的典礼。这都是庄重严肃极为恭敬，不敢因私废尊。现在身受祖宗遣业的重任，而以庶母之私情，废弃祭祀之事。五庙的祭祀废缺，衹因一妾的丧服，从情礼上考求，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有谁稍加批评。即使看法有所不同，但做事不敢有异。所以正礼于是衰微，而习非成俗。这正是《国风》为之思古，纠、雅》为之悲叹那一类的事情。当今天下渐渐安定，王化曰新，确实应该崇尚宣扬礼训，以统一风俗。请台省机关考察整理经典，宣明国家法度。”没有答覆。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违礼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经年，未被告报，未审朝议以何为疑。若以所陈或谬，则经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则晋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谨案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古礼今制，并无居庐三年之文，而顷年已来，各申私情，更相拟袭，渐以成俗。纵而不禁，则圣典灭矣。夫尊尊亲亲，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设教，务弘其极，尊郊社之敬，制越绋之礼，严宗庙之祀，厌庶子之服，所以经纬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厌私恩于祖宗，岂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时而替，宜厌之情触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礼亏矣。严恪微于祖宗，致敬亏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难乎！区区所惜，实在于斯。职之所司，不敢不言。请台参详。”尚书奏：“案如辞辄下主者详寻。依礼，庶子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此尊祖敬宗之义。自顷陵迟，斯礼遂废。封国之君废五庙之重，士庶匹夫阙烝尝之礼，习成穨俗，宜被革正。辄内外参详，谓宜听胤所上，可依乐安王大功为正。请为告书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诏可。
十八年，车胤又上言：“去年上言，近来开国公侯，以至卿士，庶子作继承人的，为庶母服丧，与嫡母相同，违反了礼制，应当加以约束抑制。事情奏上一年多，没有得到答覆，不明白朝中议论有什么疑虑。如果认为所陈述的事情可能有谬误，那么经典中有明文；如果认为古今有所不同，那么晋有现成的典章。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请求服齐缤三年，诏书让他依照从前乐安王的旧例，服大功九个月。兴宁三年，故梁王司马琏又是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丧三年。《庚子诏书》依照太宰的旧例，同样让他服大功。如果严格按照周礼，那应该服鳃麻三个月；如果奉行晋制，那就是大功九个月。古礼和今制，都没有服丧三年的说法，而近年以来，各自放纵私情，相互比拟沿袭，逐渐成为习俗。放纵下去而不加禁止，那么圣典就要消亡了。尊敬尊者爱戴父母，是人的立身之本。王化所遵循的义理，是两个方面而已。所以先王制定教化，务要弘扬其中的最高准则，尊崇郊社之祭的礼敬，制定了在服丧期参加祭祀天地社稷典礼的规定，崇尚宗庙的祭祀，降低庶子的丧服，这是用来治理礼乐教化，使天下教化成功的方式。为王道而舍弃家事，为祖宗而压抑私恩，难道不是上行于下，父行于子的道义吗?如果尊敬尊者之心可以不时放弃，应该压抑的私情遇到事情就要抒发，对祖宗的恭敬就会衰微，而君臣之间的礼仪就要受到损害了。对祖宗的崇敬衰微，事奉君王的礼仪损害，而想要人民安宁教化隆盛，这不是很难的吗?诚挚之心所痛惜的，实在就在于此。职责之内的事情，不敢不言。请台省机构参详审议。”尚书奏：“根据上书之言交主管者详细考求。依照礼法，庶子舆尊者骂一体，不敢为私亲服丧，这是尊重祖先恭敬宗庙的义理。近来衰微了，这种礼节就会废弃。封国之君废弃祭祀五庙的重任，士民百姓阙失祭祀之礼，逐渐形成陋俗，应该加以纠正。经过内外参酌详审，认为应当按车胤上疏所说的办，可以依照乐安王服大功为准。请求制定告谕文书如下，颁发到内外，以确定常规，使普遍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