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休征：曰肃，时雨若；艾，时阳若；哲，时奥若；谋，时寒若；圣，时风若。咎征；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舒，恒奥若；急，恒寒若；F178，恒风若。”
经上说：“有五件事要恭谨做到。五件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论，三四眼光，四是听觉，五十思想。容貌要恭敬，言论要顺从，眼光要明亮，听觉要敏锐，思想要通达。容貌恭敬，就能做到严肃；言论可行，就能善于治理；看得分明，做事就能明智；听得清楚，就便于谋划；思想通达，为人就圣明了。善行而得善的验征：恭敬严肃，及时之雨就顺调而降；善于治理，应时的阳光就和煦而照；做事明智，气温就顺合节气；谋划合理，寒冷就应时而不过分；通达圣明，就会风和宜人。恶行也会有可怕的验征：狂妄，就大雨不止；僭越，就酷曰无阴；萎靡不振，就高温持续；急功近利，就大寒不消；政治昏暗，就大风不息。”
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D058，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
传上说：“态度不恭就是不严肃，过错在于狂妄，受到的惩罚就是大雨连绵，后果严重。有时有奇装异服，有时有龟孽，有时有鸡祸，有时有下体长到上身即所谓疴，有时有青眚或青祥的怪物。出现金克木。”
说曰：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虫豸之类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D058。D058，病貌，言浸深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
解释说：凡是草木之类出现的怪异都叫做妖。妖就是妖胎，就是说还微而未显。虫豸之类的怪异叫做孽。孽就是妖孽。孽生长在牛羊等六畜身上，叫做祸，是说怪异显著。孽发生在人的身上，叫做疴。痫，就是病状，说明病情变得严重了。甚至生成异物，叫做眚；如是异物由外界而来，则叫做祥。祥也就是祯。气的相互侵伤，叫做诊。渗有如来临不和的意思。每种情况都用“时有发生”作结语，就是说不是事情全部或必然这样，而是或有或无，有时发生在事前，有时发生在事后。
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貌之不恭，是谓不肃。肃，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体貌不恭，怠慢骄蹇，则不能敬万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故其罚常雨也。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则奸轨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亦是也。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类动，故有龟孽。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一曰，水岁鸡多死及为怪，亦是也。上失威仪，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奥，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逆之，其极曰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刘韵貌传曰有鳞虫之孽，羊祸，鼻F0E2。说以为于天文东方辰为龙星，故为鳞虫；于《易》，“兑”为羊，木为金所病，故致羊祸，与常雨同应。此说非是。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祸与妖、F0E2、祥、眚同类，不得独异。
汉孝武帝的时候，夏侯始昌通晓《五经》，善于推衍发扬《五行传》，把学术传给了他的本家子侄夏侯胜，然后往下传到许商，代代相续都把学术教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他们的传注解说与刘向的说法相同，衹有刘歆作的传注有所不同。态度不恭敬，这叫做不严肃。肃就是恭敬。内在为恭，外边为敬。国君自己的言谈举止，如果仪表态度不恭敬，表现得怠慢骄横，就不能认真对待国家各项事务，失误的原因是由于狂妄、轻率而没有常性。所以错就错在一个狂字上。国君轻侮不以民意为怀，臣下残暴害民，就造成阴气盛，所以天帝就用大雨不停作为惩罚。大水损伤百谷，百姓衣食不足，这样就造成作奸犯科图谋不轨一起发生，所以说它后果特别严重。有一种说法认为，黎民百姓很多受到刑罚，以致有的造成肢体残缺、形貌丑陋，也会引起大雨不停。社会风气狂妄轻浮，改变时令更换制度，人们就会喜欢剽悍轻薄奇形怪状的服饰，所以出现服妖。水族动乱，因而出现龟孽。在《易经》上，《巽》的卦象是鸡，鸡有高耸的鶸冠和坚利的距爪，是文武官员的形貌。不修威严的仪表，形貌气度受损，因而产生鶸祸。有一种说法是，水灾年鶸多死以及出现怪异，也是这样。国君没有威仪，就会有强臣以下犯上之事，所以就出现下体长在上身的畸形。草木的颜色是青的，所以有青眚、青祥。凡是形貌有伤就是木气受损，木气损伤就会引来金气之害，气之间的冲撞是相通互连的。在《易经》上，《震》在东方，代表着春天和木气；《兑》在西方，代表着秋天和金气；《离》在南方，代表着夏天和火气；《坎》在北方，代表着冬天和水气。春天与秋天一样，都是日夜等分，寒暑适中，因此金木之气容易相互变化，所以，形貌仪态有失，就导致秋季的连阴天老下雨；而言论有失就导致春季多晴天而持久干旱。至于说到冬天与夏天，一是夜长曰短，一是曰长夜短，情况正好相反，一寒一热相差悬殊，水火二气不能相合相容。所以，眼光有误就会持续高温；听觉有失就会常冷不暖，气的运行就是这样。违反了运行规律，其后果相当可怕；顺其自然，有福降临，即所谓好德而得善报。刘歆所作的虚夸不实的传注上说，有鳞虫之孽、羊祸、鼻疴。他解说为在天文上，东方的星辰是龙星，所以是长鳞的动物；在《易经》上，《兑》卦以羊为物象，木被金所伤，就要导致羊祸出现，与常雨不停的报应相同。这种说法不对。春天与秋天一样，都是阴阳之气相等，木衰则金盛，所以能相兼并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祸与妖、病、祥、眚一样，不会有特别的不同。
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告公曰：“晋将有乱。”鲁侯曰：“敢问天道也？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殆必祸者也。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谊，足以步目。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于是乎观存亡。故国将无咎，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曰绝其谊；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听淫，曰离其名。夫目以处谊，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晋侯爽二，吾是以云。”后二年，晋人杀厉公。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历史上记载在鲁成公十六年，成公与诸侯在周会盟，周朝的卿士单襄公看见晋厉公走路时两眼远视，脚步高台的样子，就对鲁成公说：“晋国要出乱子了。”成公说：“请问这是天意，还是人的原因呢？”单襄公回答说：“我不是算卦的乐太师或太史公，怎能知道天道？我是看见晋君的造副尊容，估计晋国必将有灾祸发生。君子的目光出自身体的稳定，两脚依从目光，所以观察他的面容神态，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志了。目光远近适宜，脚步由目光指挥，步伐自然稳健。晋侯眼往远处看而脚抬得很高，这是目光脱离了身体，脚步脱离了目光，他的心志必是发生了变异。眼睛与身体不相依从，还怎么能长久下去呢？再说会合诸侯是关系民众的大事啊，从这裹可以观察到兴衰存亡的契机或端倪。所以国家如果没有灾祸，国君在会盟上的言谈举止、观瞻耳闻必然都正确得体，无可指责。这样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了。目光过远就是断绝了他的道义；脚拾得过高就是舍弃道德；说话爽而不实就是违反信义；耳听不正之言就是背离名分。人的眼睛用来观察正义，脚步用来履行仁德，口用来维护信义，耳朵用来聆听号令。所以目视、耳闻、言谈、举止都不能不慎重。一有偏颇之失就要出现差错和灾难，若是完全丧失规范失去控制，整个国家也就跟着陷入灾祸。晋侯现在是失去了其中的两个方面，我是就此而做出这一判断的。”两年之后，晋国人杀死丁晋厉公。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态度不恭所导致的灾祸。
《左氏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驭曰：“莫嚣必败，举止高，心不固矣。”遽见楚子以告。楚子使赖人追之，弗及。莫嚣行，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人军之，大败。莫嚣缢死。
《左氏传》载桓公十三年，楚国的莫嚣屈瑕受命讨伐罗国，斗伯比送行，送行回来的路上，斗伯比对驾车人说：“莫嚣这次打仗一定会失败，他走路时脚抬得很高，说明他的心志不稳了。”回到朝廷就马上觐见楚王，把这一情况作了禀告。楚王派在楚当官的一个赖国人去追还莫嚣，没追上。莫嚣率军前进，果然队列不整，而且不作应有的防备。到了罗国，罗国人发起进攻，楚军大败。莫嚣自缢身亡。
釐公十一年，周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二十一年，晋惠公卒，子怀公立，晋人杀之，更立文公。
僖公十一年，周王派内史过把命圭赏赐给晋惠公，晋惠公接受圭玉时，态度怠慢而不积极。过回朝禀告周王说：“晋侯将不能继续享受封国爵位了！天子赐命圭给他，他却懒于接受这一福瑞，这是自己先放弃了自己的福瑞，那还有什么继续可言！礼是立国之本；敬是礼的基础。没有敬就不能遵行礼仪，礼仪得不到遵行必然上上下下浑浑噩噩昏庸不堪，还怎能永世长存！”二：十一年，晋惠公去世，他的儿子晋怀公立为国君，晋国人杀了怀公，改立了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郤绮乞师于鲁，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十七年，郤氏亡。
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却锜到鲁国来求援军，奉行君命却不敬重其事。孟献子说：“邵氏要灭亡了吧！礼是身家性命的支柱；敬是立身的根基。部子已失去根基。况且他作为其父卿位的继承人，接受国君的命令来求兵，就是为了保卫社稷，却如此懈怠而弃君令于不顾，怎么能不灭亡呢！”成公十七年，邵氏果然灭亡。
成公十三年，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伐秦。成肃公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礼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惇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肃公卒。
成公十三年，诸侯们朝见周王，然后跟从周大夫刘康公去征伐秦国。周大夫成肃公在社神庙接受祭肉时，怠慢无礼。刘康公说：“我听人说，百姓承受天地间的中和之气而降生，即所谓天命。因此就有礼义的举止和礼仪细节的规则来保护和稳定生命。能够遵守规则的，就能护养生命而得福；不遵守规则的，就败坏生命而取祸。所以君子尽心于礼，小人竭尽出力。尽心于礼，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竭尽出力，没有比敦厚老实更重要的了。国家的大事就在于祭祀与征战。祭祀有向参祭者分肉之礼，出兵祭社有以牲肉颁赐众人之礼，这些都是祭神通神的大礼大节啊现在成肃公对此表现得怠慢不敬，就是抛弃自己的生命不要了，他的命运将无法挽回了！”这年五月，成肃公去世。
成公十四年，卫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敖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后三年，苦成家亡。
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宴请晋国大夫苦成叔，卫国大夫宁惠子作陪。苦成叔的态度傲慢无礼，宁惠子说：“苦成叔家可能要亡了！古代举行享食之礼，是用来观察威仪、省察祸福的。所以《诗经》上说：‘兕觥如虬，美酒味柔。不妄不傲，万福成就。，今天这位夫子竟如此傲慢，这是取祸之道啊！”三年后，苦成家败人亡。
襄公七年，卫孙文子聘于鲁，君登亦登。叔孙穆子相，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亡辞，亦亡悛容。穆子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孙子逐其君而外叛。
襄公七年，卫国大夫孙文子出访鲁国。礼仪上，鲁襄公登一台阶，孙文子也并肩登上。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做赞相礼官，急忙赶过来对孙文子说：“在诸侯会盟之时，我们国君未曾让卫君走在后面。今天你不甘走在我们国君的后面，我们国君不知是错在哪裹了，还是请先生您步子放慢些吧！”孙文子无言以对，但也没有歉意的表示。叔孙穆子说：“孙文子必将灭亡。作为臣子却有国君的派头，错了还不改正，这是灭亡的根本原因。”襄公十四年，孙文子驱逐了卫君而叛变外国。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归自晋，入于郑。郑伯享之，不敬。子产曰：“蔡君其不免乎！曰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往劳于东门，而敖。吾曰：‘犹将更之。’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国，事大国，而惰敖以为己心，将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祸。”三十年，为世子般所杀。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从晋国回国，途经郑国。郑伯设宴款待他，他席间不礼貌。郑国大夫子产说：“蔡君将不免于灾祸了！往Et他去晋国时路过这裹，国君派子展到国都东门去慰劳他，他却表现得傲慢。我说：‘这是能够改正的。，现在他回国又途经这裹，接受宴请而怠惰无礼，这说明他的心地就是如此。身为小国之君，事奉大国，却把傲慢当作自己的心志和风格，将来能得好死吗？如不免于灾祸，必然来自他的儿子。他行为淫乱丧失了做父亲的资格，其结果必有来自儿子的杀身之祸。”襄公三十年，终被世子般所杀。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将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必为季氏忧。”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为昭公。立二十五年，听谗攻季氏。兵败，出奔，死于外。
襄公三十一年，襄公去世。季武子要立公子裯为鲁国之君，穆叔说：“这个人啊，服丧没有哀痛之情，在悲伤期间却面露喜容，这叫不遵礼规。不守礼规的人，很少有不带来祸害的。如果是立他为君，必成为季氏的隐患。”季武子不听，终于立公子裯当了国君。到为襄公举行葬礼的时候，这位新君三次更换孝服，刚穿上的孝服很快弄脏，跟旧孝服一样。他就是鲁昭公。即位后二十五年，听信谗言而攻打季氏。兵败，出逃，死在国外。
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见楚令尹围之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它志；虽获其志，弗能终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
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看到楚国令尹围的仪容，对卫侯说：“令尹像国君的气派了，可能心怀异志；不过就是实现了他的志向，也不能长久保持。”卫侯说：“你怎么会知道？”回答说：“《诗经》上说‘在上边的要虔敬谨慎自己的威仪，好做下民的榜样’，这位令尹没有像样的威仪，百姓也就没有标准可循了。百姓不可效法的人，却居于百姓之上，是不可能善终的。”
昭公十一年夏，周单子会于戚，视下言徐。晋叔向曰：“单子其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空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十二月，单成公卒。
昭公十一年夏季，周朝大夫单子在戚地与诸侯相会。他目光向下说话迟缓。晋国大夫叔向说：“单子快要死了！朝见时，朝廷上设有固定的席位；野外会见时，也有排列次序的标志。衣领有交会之处，衣带有交叉纽系之结。会见或朝见，讲话的声音必须达到每个定好的位置以使列席者听到，从而把事情讲得明白；而目光则应在衣领交会与衣带纽结的中间，以便表示神情仪态。言语用以发布命令，仪态神情用以表明态度，做不到就会造成失误。今天单子作为周天子的百官之长，在传达王命的会盟上，目光不高过衣带，声音传不出一步，仪容不能让人看态度，言词不能让人听得明白。态度不明朗，人们不会恭敬，语言不明白人们就难以从命。他没有守身的底气了。”这年十二月，单子去世。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鲁大夫送葬者归告昭子。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安葬蔡平公，蔡国太子朱所在的位置不对，他被排在身份低下的人的位置上。参加葬礼的鲁国大夫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昭子。昭子叹惜说：“蔡国要亡了吧！就是不亡，这位新国君也必然不能善终。《诗经》上说：‘在执政之位上不懈怠，民众就能得到安定。，如今刚即位却屈尊于卑下的位置，以后他整个人也将随之而下，失去君位。”当年十月，这位新蔡侯朱逃到楚国。
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傒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谊也。大事奸谊，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而田于大陆，焚焉而死。
晋国的魏舒在翟泉与诸侯各国派来的大夫们会见，要加修成周的城防。魏舒代替周天子的大夫掌管此事，卫国大夫彪俣说：“要建天子之城，就改居君位来发号施令，是不合乎礼仪的。在大事上违犯礼仪，必定有大灾大难。即使晋国不丧失诸侯之位，魏舒也难免灾祸！”这次修城，魏舒把事情交给韩简子负责，自己却到旷野去打猎，在那裹放火驱赶动物，死在那里。
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朝于鲁，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赣观焉，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施，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定公十五年，邾隐公来朝见鲁公，邾隐公高高地拿着玉圭，仰着脸。鲁公则态度谦卑地接受玉圭，低着头。子贡当时在观礼，他说：“从行礼中可以看到，这两位国君都有要死的征兆。礼，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人们的左右周旋、进退俯仰，都要以选取礼来实行；朝会、祭祀、治丧、演武，也都要观察它是否合礼。现在正月的朝会，都不合法度，已经没有心思了。这样重要的礼仪之事都不合礼制，还怎么能够长久下去？高仰脸容是骄傲；俯首是颓废。骄傲近乎叛乱，颓废近乎得病。我们鲁君是这次朝会的主人，恐怕要先死吧！”
庶征之恒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也。刘向以为大水。
众多验征中的久雨不停，刘歆认为是《春秋》上的大雨，刘向认为是发大水。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始震电之时也，当雨，而不当大雨。大雨，常雨之罚也。于始震电八日之间而大雨雪，常寒之罚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是时，隐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翚见隐居位已久，劝之遂立。隐既不许，翚惧而易其辞，遂与桓共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后八日大雨雪，阴见间隙而胜阳，篡杀之祸将成也。公不寤，后二年而杀。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曰，下大雨，有雷电；庚辰H，有大雨雪”。大雨就是降水；震是打雷。刘歆认为三月癸酉，在历法上是春分后的第一天，是开始有雷电的时节，该下雨了，但不该下大雨。大雨是常雨不停的惩罚。在开始有雷电的八天之内就下大雪，是常寒不暖的惩罚。刘向认为周代的三月，就是今天的正月，已经到了降水的时候，一般是雨雪夹杂，雷电则还不到发生的时候。既已有了雷电，雪就不应再降。这都不合节气，所以叫做怪异。在《易经》上，雷在二月出现，其卦为《豫》卦，是说万物随着雷声从地下萌生而出，都生机勃勃。而到了八月雷就消声入地，卦为《归妹》，是说雷又回去了。入地就孕育植物的根或核，躲藏蛰伏的动物，使它们避免盛阴的伤害；出地则培养增长使其开花结果，发扬隐伏潜在之气，通宣盛阳之生机。入能除害，出能兴利，这是人君的象征。当时，鲁隐公因弟弟桓公年纪幼小，而代为君主。公子晕见隐公在位已久，就劝他自立为君算了。隐公不同意，公于晕害怕因此得罪就改变了言词，反诬隐公，于是与桓公一起杀了隐公。天帝看到将要发生这样的事，就在正月大降雨水加上雷电。造就是阳气禁闭不住阴气，阴气冒出来造成危难而伤害万物。天帝的告诫似乎是说，当国君而坐失时机，邪恶的弟弟和奸臣要作乱了。八天后降了大雪，阴气从间隙出来而克胜了阳气，篡位杀身之祸就要发生了。隐公没有醒悟，二年后被杀。
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
汉昭帝始元元年七月，下大雨，从七月下到十月。汉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连下三十多天；四年九月，大雨十多天。
《左氏传》愍公二年，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以癝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尨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梁馀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弗获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无常，金玦不复，君有心矣。”后四年，申生以谗自杀。近服妖也。
《左氏传》载，愍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佩上金块。晋大夫狐突对此叹气说：“太子的选择是事情成败的征兆；衣服是身份的明示；所佩之物是心地的表白。所以，如果重视他的出征，就应在一年之初命他出发；让他身负重任，就应该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信任他的忠心，就应让他佩带表明忠心无贰的玉。现在却是在一年之终，命他出征，在时曰上来了个封闭，预示事之难成；让他穿杂色之衣，则是表示对他疏远；佩带金块，就是不承认他的忠心了。用衣服疏远他，用时Et预示无成，杂色意味凉薄，冬季意味肃杀，金意味寒冷，块意味诀绝，这样他还有什么依靠呢！”梁余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与其死了还落个不孝之名，不如就此逃走。”罕夷说：“杂色奇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近乎服妖之说。
《左氏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恶之，使盗杀之，刘向以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独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礼晋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后晋文伐郑，几亡国。
《左氏传》上说，郑子臧喜好收集一种用鹬乌羽毛装饰的术士冠，郑文公厌恶他，派人暗杀了他。刘向认为这件事类似奇装异服的例子。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不仅在于郑子臧本人，也是对郑文公的警戒。起初，郑文公对晋文公不礼貌，还违犯周天子的命令去攻打滑国，不尊敬至尊的天子，以下犯上。到后来晋文公讨伐郑国，郑国几乎灭亡。
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时王贺狂悖，闻天子不豫，弋猎驰骋如故，与驺奴、宰人游居娱戏，骄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贱人，贺无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当自至尊坠至贱也。其后帝崩，无子，汉大臣征贺为嗣。即位，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贺为王时，又见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此服妖，亦犬祸也。贺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贺既废数年，宣帝封之为列侯，复有罪，死不得置后，又犬祸无尾之效也。京房《易传》曰：“行不顺，厥咎人奴冠，天下乱，辟无適巠，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门。”
汉昭帝时，昌邑王刘贺派遣中大夫到长安，做了好多仄注冠，用来赏赐大臣，还让奴仆们戴这种冠。刘向认为这种穿戴近似奇装异服。当时昌邑王刘贺狂妄胡闹，知道皇帝有病，还照常跑马打猎射鸟，跟饲养马的奴隶、掌管膳食的厨子游玩相处寻欢作乐，骄横放荡不守规矩。冠本来是表示尊贵的服饰，奴仆是卑贱之人，刘贺无缘无故地喜好制作这种奇特非常的冠，这是对尊贵施以凌犯的象征。而让奴仆戴这种冠，则意味着将从最为尊贵的地位坠落到最卑贱的地步。后来，皇帝驾崩，没有儿子，汉朝大臣选刘贺为皇嗣。他即位后，狂乱胡来没有为君之道，缚绑杀害了敢于进谏的夏侯胜等人。因此，大臣们禀告皇太后，把刘贺废黜为民。刘贺在做昌邑王的时候，还看见遇大白狗戴着方山冠而没长尾巴，这是服妖，也是犬祸。刘贺向郎中令龚遂询问，龚遂说：“这是天帝的告诫，告诉您，在您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不识礼的小人，就像戴冠的狗一样。把他们赶走，您的王位可以保持，不把他们赶走，您的王位就会失去。”刘贺被废黜数年之后，新君汉宣帝封他做了列侯，他却又犯罪，因而死后不能立子继爵，造则又是犬祸无尾的应验。京房着的《易传》上说：“行为逆乱，就要遭受人奴戴冠，天下大乱，国君无嫡子，妾子得大位的处罚。”又说：“君不走正道，大臣要篡位，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妖孽就是狗戴冠出入朝门。”
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时，大臣车骑将军王音及刘同等数以切谏。谷永曰：“《易》称‘得臣无家’，言王者臣天下，无私家也。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混肴亡别，闵勉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昔虢公为无道，有神降曰‘赐尔土田’，言将以庶人受土田也。诸侯梦得土田，为失国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财物，为庶人之事乎！”
汉成帝在鸿嘉、永始年间，喜欢化装成庶民百姓悄悄出外游玩。从期门郎中挑选有勇力的人，和私家奴仆门客，多的时候十几个人，少的时候五六人，都身穿白色衣服，不戴冠，衹用帧布把头发一扎，携带刀剑。有时是乘坐小车，赶车的御者和他一同坐在小车的茵垫上，有的时候都骑马。出入城内街巷和郊外旷野，远到长安之外的郡县。当时，大臣车骑将军王音以及刘向等人多次恳切地劝谏。谷永说：“《易经》上说‘得臣无家’，就是说天子以天下为臣，再没个人的私家了。现在陛下您放弃天子的至尊至贵，喜欢上普通民家的卑贱琐事；厌烦了至高至美的尊号，爱好上匹夫庶民的小辈贱称；聚集剽悍轻薄不义之人，作为私客；在民间置买私田，在北宫养着私奴车马；多次不要皇帝的尊严，离开深宫的安全，只身而出单独和一帮卑贱小人早晚相随形影不离。如乌合之众在吏民之家大吃大喝酒醉饭饱；服饰不讲尊卑，杂坐在一起，混乱而看不出君臣之别；没完没了地游荡取乐，白天黑夜在路上逛来逛去。致使主管宫廷门户、侍奉宿卫的臣子手持干戈，守卫无主的空宫；公卿百官不知陛下在什么地方。这样已经好几年了。古时候虢公做了有失为君之道的事，有神由天而降，对他说‘赐给你田地’，意思是说他将要以庶民百姓的地位接受田地。诸侯梦中得赐田地，都是丧位亡国的征兆，何况您身为天子却自己置办蓄积私田财物，情愿做庶民小人的事情呢！”
《左氏传》曰，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近鸡祸也。是时王有爱子子晁，王与宾起阴谋欲立之。田于北山，将因兵众杀適子之党，未及而崩。三子争国，王室大乱。其后，宾起诛死，子晁奔楚而败。京房《易传》曰：“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啮断其尾。”
《左氏传》上说，周景王的时候，大夫宾起看到雄鸡自己咬断尾巴。刘向认为这近似鸡祸。当时，周王有个爱子，叫子鼂。周王与宾起暗中商议要立他为太子。要在北山围猎的时候，使用军队杀掉嫡子的党羽。这一计划未得实现周王就驾崩了。三个王子争夺王位，王室大乱。后来，宾起被杀，子鼂逃奔到楚国而最后失败。京房的《易传》说：“有始无终这种事的征兆是雄鸡自己咬断自己的尾巴。”
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辂軨中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己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显何足以当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师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惟妇言用。”繇是论之，黄龙、初元、永光鸡变，乃国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为太子。妃，王禁女也。黄龙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为元帝。王妃将为皇后，故是岁未央殿中雌鸡为雄，明其占在正宫也。不鸣不将无距，贵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将立王皇后，先以为婕妤。三月癸卯制书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为阳平侯，位特进。”丙午，立王婕妤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为太子。故应是，丞相府史家雌鸡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鸣将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阳平顷侯禁薨，子凤嗣侯，为侍中卫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为成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以后弟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上委政，无所与。王氏之权自凤起，故于凤始受爵位时，雄鸡有角，明视作威颛君害上危国者，从此人始也。其后群弟世权，以至于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乃崩，此其效也。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又曰：“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故房以为己亦在占中矣。
汉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辖斡厩中有雌鸡变成雄鶸，羽毛变了但不会呜叫，不会率领鶸群，脚后没有长距。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的家中，有雌鸡孵小鸡，逐渐雌鸡自己变成了雄鸡，头上有冠，脚后生距，会呜叫，能率领鸡群。永光年间，有人进献头上长角的雄鸡。京房《易传》上说：“鸡能知时，知时者应死。”京房认为自己是知时的人，恐怕要应此恶征。刘向认为京房对于鶸的占卜有误。鸡是一种小动物，天明而鸣，给人的起居提示时间的早晚，这是小臣任事当政的征象。是说小臣将要把持君主的权威，来危害政事，如石显那样。竟宁元年，石显伏法，就是这怪异的应验。有一种说法认为，石显怎能足以应此征兆？从前周武王讨伐殷纣，行至牧野，誓师说“古人说过‘雌鸡不能鸣报天明，雌鸡报明，就要倾家荡产’。现今殷王纣衹听妇人之言。”由此而论，黄龙、初元、永光年间出现的雌鸡的变异，是关于国家的征兆，是妃后之象征。孝元帝的王皇后在甘露二年生了男孩，立为太子。原来这位妃子是王禁的女儿。黄龙元年，汉孝宣帝驾崩，太子继立为帝，即汉孝元帝。这位姓王的妃子将要封为皇后，所以这年未央殿中雌鸡变成雄鶸，表明其征兆是在正宫。变成的雄鶸不会报晨，不会领鶸群，脚后没长搏斗用的距，这是说虽开始高贵了但还没有尊为皇后。到了元帝初元元年，要立王皇后了，先册封为婕妤。三月癸卯曰诏书说：“封婕妤的父亲即丞相少史王禁为阳平侯，列位特进。”丙午曰，册立王婕妤为皇后。第二年正月，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所以与此相应，丞相府史家雌鶸变性为雄，其应就是丞相少史之女。孵小鶸，即说明已有儿子。有鸡冠、鸡距，会呜叫、会领头，说明已尊立为后了。永光二年，阳平顷侯王禁去世，他的儿子王凤嗣立为侯，做诗中卫尉。元帝驾崩，皇太子继立为帝，这就是汉成帝。尊王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的弟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皇帝把朝政交给他，自己一概不问。王氏的权势从王凤开始，所以，在王凤刚受爵位的时候，雄鶸长角，明白揭示了作威作福、专君权、害皇上、危及国家的事，从此人开始。后来他一群弟弟世代掌权，以致到了王莽掌权，就篡夺了汉朝天下。王莽称帝第五年，王太后才驾崩，这就是关于鸡之变性的应验。京房的《易传》上说：“贤明之人处昏暗之世，知道天时而被挫伤，惑众之奸人，窃权在位。因此而出现的妖祥就是鶸生角。鸡生角，当朝君主孤独无援。”又说：“妇人专政，国不得静；雌鸡像雄鸡一样鸣叫，君主受辱。”所以京房认为自己也在所应之事当中了。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刘向以为，近青祥，亦牛祸也，不敬而C768F178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礼乐，成周道，故成王命鲁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时，三家始颛政，鲁将从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将有败亡之祸，故于郊祭而见戒云。鼠，小虫，性盗窃；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盗窃之人，将执国命以伤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语之也。成公怠慢昏乱，遂君臣更执于晋。至于襄公，晋为溴梁之会，天下大夫皆夺君政。其后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几绝周公之祀。董仲舒以为，鼷鼠食郊牛，皆养牲不谨也。京房《易传》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啮郊牛角。”
《春秋经》上载，成公十五年“正月，鼷鼠啃食用以郊祀的牛的角；后来改用另外的牛以备占卜之需，其角也被啃食”。刘向认为这事近乎青祥，也是牛祸，是因为不敬而无知所导致的。从前周公制定礼乐，成就了周治天下之道，所以周成王命令鲁国也如天子那样郊祀天地，用以表示对周公的尊敬。到了鲁成公的时候，季氏、叔孙、孟孙三家大夫开始专权执掌国政，鲁国从此衰落。天帝哀怜周公之德，伤痛鲁国将有败亡之祸，所以在郊祭之时而显示警戒。鼠是小虫，生性盗窃，鼷又是鼠中之小者。牛是大牲畜，是祭天的尊贵之物。角是征战的象征，在头上是君威的表示。小小鼷鼠，啃食最为尊贵之用的牛角，这象征着季氏就是陪臣盗窃主人，将要执掌国家大权来损伤国君的权威，破坏对周公的祭祀。改用另外的牛来占卜，鼷鼠又啃食这头牛的角，这是天帝反覆告诫。鲁成公怠慢昏乱，国政大坏，于是君臣先后轮流被扣在晋国。到了鲁襄公的时候，晋国招集在溴梁的会盟，这时天下各诸侯国都是大夫夺得国君之政。后来三家大夫驱逐昭公，昭公最后死在外边，对周公的祭祀几乎断绝。董仲舒认为鼷鼠啃食郊祀之牛，都是因为养牲口不小心发生的。京房的《易传》则说：“祭天不谨慎，由之而生的妖祥是鼷鼠啃食祭祀用之角。”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刘向以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恶如彼，亲用孔子为夹谷之会，齐人俫归郓、讠雚、龟阴之田，圣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于女乐，而退孔子，无道甚矣。《诗》曰：“人而亡仪，不死何为！”是岁五月，定公薨，牛死之应也。京房《易传》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啃食祭祀用牛，牛死”。刘向认为，鲁定公知道季氏驱逐了鲁昭公，罪恶昭彰，所以亲自参加夹谷之会用孔子辅佐。会上孔子制服齐国，齐人归还了郸、谁、龟阴的土地。圣德这么大，返回后却用季桓子执政，沉湎于女乐歌舞，辞退了孔子。这太失为君之道了。《诗经》上说：“人如果抛弃了礼仪，还活着干什么！”这年五月，鲁定公去世，应了祭祀用牛之死的征兆。京房的《易传》上说：“人不像人，鼠食其祭祀用牛。”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刘向以为，天意汲汲于用圣人，逐三家，故复见戒也。哀公年少，不亲见昭公之事，故见败亡之异。已而哀不寤，身奔于粤，此其效也。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啃食祭祀用牛”。刘向认为天帝的意思是执意地希望鲁君任用孔子，把季氏等三家大夫从朝廷赶走，所以反复显示这一警戒。鲁哀公年少，没有亲眼看到昭公时三家大夫作乱害政之事，所以显示这败亡之征的怪异。但造之后哀公并没醒悟，从而逃奔到粤，造就是怪异的应验。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黄祥，时燕剌王旦谋反将死之象也。其月，发觉伏辜。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厥妖鼠舞门。”
汉孝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国有黄鼠叼着自己的尾巴跳舞，就在王宫正门裹面。燕王去看，黄鼠不害怕，照样地跳。燕王让小吏用酒和肉脯喂它，黄鼠跳个不停，一天一夜之后死掉。这事近乎黄祥。这是当时燕剌王刘旦谋反将被处死的征象。就在这个月，燕王谋反之事被朝廷发觉，于是伏法处死。京房的《易传》上说：“诛罚而不留情面，预示此祸的妖祥就是老鼠在门中跳舞。”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时议臣以为恐有水灾。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今昼去穴而登木，象贱人将居显贵之位也。桐柏，卫思后园所在也。其后，赵皇后自微贱登至尊，与卫后同类。赵后终无子而为害。明年，有鸢焚巢，杀子之异也。天象仍见，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窃位之象云。京房《易传》曰：“臣私禄罔辟，厥妖鼠巢。”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在长安城南有老鼠叼着黄蒿和柏树叶，到民间坟地的柏树或榆树上做窝。桐柏那个地方最多。窝裹没有小鼠，都是祇有数十粒干鼠屎。当时廷议之臣认为怕是要有水灾。鼠是偷吃东西的小动物，夜晚出来活动，白天藏在窝裹。现在却大白天离开洞穴，爬到树上，这是象征着卑贱之人要居显贵之位。桐柏是卫思后的陵园所在地。这以后，皇后赵飞燕从微贱的地位登上至尊之位，其情况与当年的卫后相似。赵皇后终于自己没有儿子而干出毒害皇子之事。第二年，有鸢鸟焚巢之事，这是象征杀子的怪异。天象频繁出现，太可怕了。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都是王莽窃国篡汉的征兆。京房的《易传》上说：“臣子自封爵禄欺君罔上，就出现老鼠筑巢的灾异。”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后六月，又吉禘于太庙而致釐公，《春秋》讥之。经曰：“大事于太庙，跻釐公。”《左氏》说曰：太庙，周公之庙，飨有礼义者也；祀，国之大事也。恶其乱国之大事于太庙，胡言大事也。跻，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虽愍之庶兄，尝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后乱贤父圣祖之大礼，内为貌不恭而狂，外为言不从而僭。故是岁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后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坏矣。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层尊高者也，象鲁自是陵夷，将堕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经》曰，世室，鲁公伯禽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跻釐公者，先祢后祖也。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坏”。近似金害木，木气动荡。此前，冬季，鲁僖公去世，过了十六个月才制作神主。又过了六个月，在太庙举行下葬后的吉祭，却把僖公的神主升到受祭之位。《春秋经》对此作了讥评。说：“在太庙行大事，跻僖公。”《左氏》解释说：太庙，周公之庙，祭祀有礼义的先祖；祀，国家的大事。因为厌恶他们在太庙弄乱了国家的祭祀，所以叫做大事。跻，升也，把僖公升到愍公之上，这是反着祭祀了。僖公虽然是愍公的庶出兄长，但曾是愍公之臣，应属臣子一列，不应位居愍公之上。再者，还没满三年之丧期就举行吉祭，这就前后弄乱了贤父之祭与圣祖之祭的大礼。从思想上说，是态度不恭敬而狂妄；从做事上说，则是言不顺而僭越。因此这一年从十二月不下雨，一直旱到第二年秋季七月。此后几年，像这样的大旱有三次，接着太室屋就坏了。前堂叫太庙，中央的厅堂叫太室；屋，就是太室顶上的重楼，太室的最尊最高之处。屋坏就象征鲁国从此陵夷而衰，将要毁掉世代相继对周公的祭祀。《谷梁经》、《公羊经》则说，世室，这是鲁公伯禽的庙。周公庙称太庙，鲁公庙称世室。大事，指合祭。所谓跻厘公，是说先祭了父而后才祭祖先。
景帝三年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大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京房《易传》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门坏。”
汉孝景帝三年十二月，吴国的两座城门自己倒塌了，大船自己侧翻了。刘向认为逭近乎金害木，而木气动荡所致。在此之前，吴王刘濞因为他的太子死在朝廷，就藉FI有病不再到京朝见皇帝，暗中与楚王刘戊策划发动叛乱。城也就是国，倒塌的两座城门，一座叫楚门，一座叫鱼门。吴地之人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帝的警戒好像是说，与楚王所谋划的事，将丧国灭家。吴王不醒悟，第二年正月，与楚王同时起兵叛乱，结果身死国亡。京房《易传》说：“上下都乱，出现的妖祥就是城门白塌。”
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时，禹内不顺，外不敬，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
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住的宅第之门自己倒塌。当时霍禹内心不服，外露不敬，被警戒却不改悔，终受灭亡的诛罚。
哀帝时，大司马董贤第门自坏。时，贤以私爱居大位，赏赐无度，骄嫚不敬，大失臣道，见戒不改。后贤夫妻自杀，家徙合浦。
哀帝时，大司马董贤的宅门自己倒塌。当时董贤因皇帝的宠爱而得任高官大位，得到非分的厚赏，以致骄横傲慢对皇帝也不再恭敬，大失为臣之道，受到告诫也不改悔。后来董贤夫妻自杀，家人流放到合浦。
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F0E2，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传上说：“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FI舌之痈，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诊金。”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哗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其类也。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咳者，故有口舌疴。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刘歆言传曰时有毛虫之孽，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虎星，故为毛虫。
“言之不从”，从，即顺从。“是谓不义”，义，即治理。孔子说：“君子坐在屋裹，如所讲的话不正确，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反对，何况近在眼前的人呢！”《诗经》上说：“就像蝉堰的聒噪，就像锅中热汤的沸腾。”都是形容在上位的人所发的号令不顺民心，虚夸昏愤，不能治理国家，错就错在差错上，所以其过为僭。僭，也就是差错。刑罚乱施不照法律，众多阴魂不得安定，致使阳气胜，所以这样的天罚就是常阳而少阴。天旱伤害百谷，从而造成寇贼发难，朝野上下都紧张，所以其结果是可怕的。君王急躁横暴，臣子害怕受到刑罚而缄口不言，于是怨愤之气发于歌谣，所以就有诗妖。介虫之孽，是指小虫子有甲壳能飞的那些，是阳气所生的，在《春秋》中称作螽，现在称作蝗，都属这一类。在《易经》上，《兑》卦为，狗用叫的声音看家，但不可信赖，所以言论受到压抑，就有犬祸。一种说法认为，大旱之年狗多疯狂而死甚至发生怪异现象，也由此造成。表现在人的身上，则多是得VI喉之病，所以有口舌生病。金为白色，所以有白眚白祥。凡属言论之伤，都是金气之害；金气受害，木气就来侵害。其后果可忧者如能顺过来，便能得康宁之福。刘歆说传上讲有时有毛虫之孽。解释说是因为在天文上西方参星是虎星，所以叫毛虫。
史记周单襄公与晋锜、郤犨、郤至、齐国佐语，告鲁成公曰：“晋将有乱，三郤其当之乎！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今郤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虽齐国之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尽言，齐其有乎？”十七年，晋杀三郤。十八年，齐杀国佐。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
历史上记载周朝的大夫单襄公与晋国的大夫邵锜、邵孪、邵至、齐国大夫国佐交谈之后，告诉鲁成公说：“晋国将要出乱子，三邵大概要遭祸了！邵氏，是晋国的宠幸大臣，有三人为卿，五人为大夫，应该注意些了。地位高有垮台颠覆的危险，味重就有极度之毒。现在邵锜说话放肆，邵挛说话不讲根据，邵至说话自夸自美。放肆就会盛气凌人；不讲根据就会诬害人；自夸就会掩人之功。有那么高的地位，再加上这三种仇怨，谁能甘心忍受！就是齐国的国佐也将会遇上麻烦。身在淫乱不治的国家，却好畅言而指责人家的错误，这是结怨的根源。衹有善良正直的人才能听取直言不讳之词，齐国有这种人吗？”鲁成公十七年，晋国杀了三却。十八年，齐国杀了国佐。凡属此类之事，都是说话不顺从引来的灾祸。
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畮之战生，名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谊，谊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师于曲沃，号桓叔。后晋人杀昭侯而纳桓叔，不克。复立昭侯子孝侯，桓权子严伯杀之。晋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严伯子武公复杀哀侯及其弟，灭之，而代有晋国。
晋穆侯在条地战役时生了太子，取名为仇；太子的弟弟在千晦之战时出生，取名为成师。师服说：“怪哉，晋侯竟这样给儿子取名！名字关系制定义理，义理则产生礼仪，礼仪能规范政令，政令用以端正民众，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服从；反之就要发生变乱。好的配偶叫妃，冤家对头叫做仇，古代就是这么叫的。今天晋穆侯给太子起名叫仇，给太子的弟弟起名叫成师，罱”子开始出现兆头了，哥哥的太子之位可能要保不住！”后来仇嗣立为君，就是鲁文侯。文侯卒，其子昭侯嗣立为君，封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再往后，晋人杀死昭侯而要让桓叔入朝为君，没成功。又立昭侯之子孝侯为君，桓叔的儿子严伯杀了孝侯。晋国人立孝侯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严伯之子武公又杀了哀侯和他的弟弟，终于灭掉宗子一系，取代国君之位而拥有晋国。
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宣公六年，郑国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讲，要做国卿。伯廖对人说：“没有道德却贪图高爵显位，如在《周易。丰》之变《离》，不过三年就要灭亡了。”隔了一年，郑国人就杀了曼满。
襄公二十九年，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晋知伯，汝齐相礼。宾出，汝齐语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敝，专则人实敝之，将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襄公二十九年，齐高子容与宋国的司徒会见晋国的知伯，汝齐赞礼。两位宾客走后，汝齐对知伯说：“这二位都将不免于祸！高子容专横，司徒奢侈，都是亡家之人。专横将很快惹祸，奢侈将因其恃力而败亡，专横了，别人就要打败他，没多久了。”这年九月，高子容出逃燕国。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鲁穆叔会晋归，告孟孝伯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赵孟死，为政者其韩子乎？吾子盍与季孙言之？可以树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几何，谁能毋偷！朝不及夕，将焉用树！”穆叔告人曰：“孟孙将死矣！吾语诸赵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鲁国大夫穆叔到晋国会谈后回来，告诉鲁国大夫孟孝伯说：“赵孟快死了！他所谈的都是些苟且之言，不像为民做主的大臣；再看他年纪没到五十，而絮絮叨叨地像八九十岁的老翁，活不多久了。如趟孟死了，代他执政的可能是韩子了，你何不找季孙谈谈，可以与韩子建立良好关系，韩子可是位君子啊。”孟孝伯说：“人生几何，谁能不苟且偷生！朝不虑夕，还建立什么良好关系！”穆叔听到这番话，又对别人说：“孟孝伯快要死了！我跟他说晋国赵孟萎靡不振，而他却比赵孟更严重。”当年九月，孟孝伯去世。
昭公元年，周使刘定公劳晋赵孟，因曰：“子弁冕以临诸侯，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齐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和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王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赵孟不复年矣！”是岁，秦景公弟后子奔晋，赵孟问：“秦君如何？”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敝也。”赵孟曰：“夭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钅咸闻国无道而年谷和孰，天赞之也，鲜不五稔。”赵孟视廕，曰：“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惕日，其与几何？”冬，赵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
昭公元年，周天子派刘定公去慰劳晋卿赵孟，刘定公乘机对赵孟说：“您戴冠冕、为大臣以接待诸侯，何不也远继大禹之功，而给民众造大福呢？”回答说：“老夫我衹担心会犯下什么罪过，哪裹还顾得到长远之事呢！我们这些人，苟且度日，朝不虑夕，哪能作长远考虑呢！”刘定公回去把这一情况告诉周天子说：“俗话说，人老心眼多，而衰颓也来了，那说的就是赵孟吧！他身为晋国的正卿来主持诸侯会盟，却把自己等同卑贱之人，朝不虑夕，自弃于神灵与百姓了。天怒人怨，怎能长久下去？趟孟活不过一年了！”这一年，秦景公的弟弟后子逃奔到晋国，趟孟问他：“秦君怎样？”回答说：“没有为君治国之道。”赵孟说：“要灭亡吗？”回答说：“那怎么会呢？一代昏乱无道，国家还不致走到绝境。立国天地之间，自有帮助立国的力量，不是几代荒淫乱政，是不会灭亡的。”趟孟说：“会是短命吗？”回答说：“有可能。”赵孟说：“大约多长时间？”回答说：“我听说国君无道而年成丰收，这是老天的赞助，最少也得五年。”赵孟看着树影说：“朝不虑夕，谁能等上五年之久？”后子告退后对人们说：“趟孟快死了！主持民政国事，却虚度时日而衹顾眼前，还能活几天？”冬季，趟孟去世。昭公五年，秦景公去世。
昭公元年，楚公子围会盟，设服离卫。鲁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伯州犁曰：“此行也，辞也假之寡君。”郑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予子晢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齐国子曰：“吾代二子闵矣。”陈公子招曰：“不忧何成？二子乐矣！”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不害。”退会，子羽告人曰：“齐、卫、陈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忧，子招乐忧，齐子虽忧费害。夫弗及而忧，与可忧而乐，与忧而弗害，皆取忧之道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三大夫兆忧矣，能无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谓矣。”
昭公元年，楚国公子围参加各国会盟，他摆出了国君的服饰和二入执戈在前以侍卫国君的架势。鲁国的叔孙穆子说：“这楚公子美得像个国君一样啊！”楚国太宰伯州犁说：“这一次参加会盟，出发时从国君那裹借来的这些服饰。”郑国行人子羽说：“借了就不会还了。”伯州犁说：“你还是去为郑国子哲要背叛作乱担心吧！”子羽说：“借了不还，你不为此担心吗？”齐大夫国子说：“我替您二位担心了。”陈国的公子招说：“人无忧怎能成事？我看这二位很高兴！”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