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   ，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其中《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国也》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文章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梁惠王认为自己对国家已经是“尽心焉耳”，尽心的论据是自己赈灾救民，且邻国之政，无如寡人用心，结果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因此提出疑问。先试从梁惠王自己标榜的尽心于国的表现赈灾救民人手分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赈灾救民是它最基本的任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然等灾害面前赈灾救民的实际上光赈灾救民不行，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杜绝或减少自然等灾害的发生，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足最大限度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使其乐其所为，这当然是仁政的具体表现。梁惠王自己也许确实是尽心于赈灾救民，但这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已。而邻国之政，无如寡人用心，也许邻国之政真的没有梁惠王用心，也许是邻国采取了更好的措施或是运气的作用没有发生太多的自然灾害，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赈灾救民的举动，不管如何，结果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通过分析，在梁惠王提出疑问的过程中已将自己“民不加多”的原因揭示出来了，因此孟子小试牛刀就解决了问题。

第二部分：孟子采用了他善用的“引君入瓮”的论辩方式，分析了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所谓“引君入瓮”，就是论辩中常用比喻说理，且比喻之后连带反诘句而向对方发难，逼其回答，对方不回答则已，答则中其圈套，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的一种论辩方法。孟子面对第一部分梁惠王的提问，不直接回答原因，却又设个圈套。总体上用刚打仗来比喻治理国家，用战败一方弃甲曳兵而逃来比喻没有治理好的国家，用逃跑了一百步比喻邻国，用逃跑了五十步比喻梁惠王。然后提出问题；凭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他人跑了一百步，怎么样?逼使梁惠王回答，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一百步，这也是逃跑。这样，梁惠王不知不觉中很快就跳进了孟子设的圈套，承认了自己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没能实行仁政。因此，不能希望民之加多。

第三部分；论述了使民加多的途径——实行仁政。这部分分三个层次论述了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使民加多的基本途径、根本途径及应持的正确态度。基本途径：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吃穿问题。在这个层次里，孟子运用了“连锁推理”形式。就是用前边推出来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新的结论。又用这个新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更新的结论，如是往复。孟子首先从“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推出“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结沦。又用“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这个结论作前提，推出“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个新的结论。又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个新的结论作前提，推出更新的结论“王道之始”。这种“连锁推理”形式强调了实行王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人手。论述时，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增强说服力量，显示了孟子雄辩的艺术。这也许就是孟子的文章为后世称道效仿的原因之一吧。根本途径：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在解决了百姓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丝织业，让五十岁的人就穿上丝绸衣服；发展畜牧业，让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教育事业，让孝悌之理深入民心，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从而推而广之。这样一个老有所养、民风淳朴、其乐融融的社会不就是一方净土、一方乐土吗?势必会“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而何愁民不加多!应持的正确态度：梁惠王的愿望是“使民加多”，而国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下面孟子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人的饭食，路上饿殍遍地，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呀!出现这种情况，可梁惠王也不打开粮仓赈民，人饿死了，却说“非我也，岁也”，这和拿着武器杀死人后却说杀死人的不是自己是而兵器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孟子又是运用比喻批评了梁惠王推卸责任。最后，语重心长地指出“使民加多”的正确态度：不要归罪年成，要有具体的措施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就到你这里来了。

文章运用“引君入彀”的论辩方式。迫使梁惠王承队自己“尽心于国”之举，只是临时应付，不是真正爱民，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区别；还运用“连锁推理”形式，强调了实行道要从不违农时、发展生产、解决百姓最基本的吃穿问题入手；还指出要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接受教化，懂得“孝悌之义”，以解决精神文明问题，才能使民心归附，国家兴盛。

文章在写作上结构严谨。孟子的文章从表面看，铺张扬厉，似乎散漫无纪，实则段落分明，层次井然，而且环环相扣，不可分割。这篇文章三部分的末尾，依次用“寡人之民不加多”，“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斯天下之民至焉”，既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又体现了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全文各部分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又运用排比和对偶，来加强文章的气势，加强文章的节奏感，如“谷不可胜食也”，“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一连三个“……不可……也”。“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一连二个“……者……矣”。这种排比的写法，迭用相同的句式，把文章的气势积蓄起来，加强了论辩的力量。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那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足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供为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该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于是贤者数人其中就有孟子不远千里来到魏都大梁。二人一见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国”的良策，孟子则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为对，指出专言求利的严重危害性和躬行仁义的重要意义。二人另一次会面是在禽兽嬉游的池沼边上。梁惠王得意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对，并通过历史事实的对比，证明了贤者“偕乐”与不贤者“独乐”的不同结果：文王关爱百姓，百姓爱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乐；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乐。正是在接触、交谈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篇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